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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2-06

咱们先来设想一个情景:有个果子挂在树上,看上去很诱人,摘下来一尝是酸的。这个情景只要通过简单的想像每个人都可以在脑海中模拟出来,但你要多问一两个问题,这个简单的情景就会变成一个寓言故事,它的多层次外延和内涵或许就不是一下子能想明白的了。比如那些摘果子的人如果事先知道它是酸的,还会去摘吗?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各自不同的处境,处于饥渴中的人还是会不顾一切去摘那个果子,处于富足中的人肯定就不会去碰它了。那些处于两种状态之间的大多数呢?知道或不知道果子是酸的会让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吗?不论会还是不会,他们在选择前应该知道果子是酸的吗?   如果这个情景听上去耳熟,对,这是我从龙应台老师那里偷来的。她在2012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用酸果子来比喻民主:“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酸果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仅适用于形容民主,还几乎适用于形容任何光鲜美好令人心生向往的事物,豪门、北上广、自由、远方、漂亮的姑娘。每个人都能看到果子外表的光鲜,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穿透光鲜的外表,看出它是酸的。对于尝过了果子的人,把它的味道转告给其他人是一种责任。
这几乎是我记录美国见闻的全部初衷。   美国这个酸果子,它的美早已在它自己招摇高调的告白里、在仰慕者情深意切的颂歌里、在游客们走马观花的日记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使远隔重洋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的酸却被裹进红艳艳的果皮,上面还涂了一层亮闪闪的蜡,不仅得咬下去,还得细细咀嚼才能品得出,这需要的不仅是零距离的接触,还得有长时间的揣摩。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样做,这也就注定了这二者在很多人的认知系统里所占的份额极不平衡(再加上那些一看这红果皮就断言它来自狼外婆的人来搅局就更乱了)。也正因此,每次当我写了美国的事而被中国的读者骂得狗血淋头时,特别是当义愤填膺的读者以“美国不是这样的”开始他的讨伐时,我就知道我做了件对的事,至少是让一些人看到了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美国。   但让我担心的是很多人似乎已经懒得花时间去分辨他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酸是一种奇特的味道,它不是“甜”也不是“苦”,它不能让你心里面淌着蜜噼里啪啦的绽放出幸福的花,但也不会让你吐着舌头冒着冷汗,为了咬下去的那一口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它模棱两可首鼠两端,有无限的延展空间,如果换做颜色,那它只能是灰,是世界最真实的样子。但当话题涉及中美,很多人就热血沸腾到只能看见黑白了。灰变成了黑,酸变成了苦。人呢?不是在黑中国就一定是在黑美国,不是五毛就一定是带路党,不是在反华就一定是在反美。在真实世界里占主体的中间地带从冷战思维的棱镜里看出去根本就不存在。   多听多看多了解,不一定会使事情变得简单,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更让人举棋不定陷入两难。而下结论贴标签却可以让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带来明辨是非指点江山的自信,让人免于自问和纠结,踏踏实实睡个好觉。这大概是很多人喜欢用这种方法去看世界的原因。只有一样:“酸”和你的味蕾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转化为甜、苦,或其他更有趣的味道。太早地定论判断,就了断了这种可能性,让你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个奇妙的过程,有点可惜。
其实我所记录的美国并不是“真美国”。我在美国生活的16年里,除了两年在学校里学新闻,剩下的时间都在做新闻,采访过比尔·克林顿、罗杰斯,也采访过唐人街摆摊的小贩;采访过被误认为杀人犯在监狱里从少年关到白头才被无罪释放的黑人,也采访过被子女虐打却还是为了子女的前程不去报警的华裔老人;报道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报道过拯救梁彼得大示威。但我还是不能告诉你一个真美国,我所记录的只是出现在我有限的视野里的人和事叠加在一起呈现出的样子。   况且我不是教堂唱诗班的歌手,我的职业本就是扒粪,我更感兴趣的肯定不是那些祥云朵朵天使飞翔的故事。不过骂一个人未必是出于恨,未必是对他鸡蛋里挑骨头、心猿意马、别有用心,就好像我经常斥责我老公体重超标,要他去锻炼减肥一样。要是他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可能早就一边喝茶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
作者:荣筱箐(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旅居纽约)

2022
01-26
2022
01-24

      成都迎来一件大事。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于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来自G20成员和受邀嘉宾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将聚集一堂,共商世界经济发展大计。 

  四川交子,将亮相G20。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的图案,被印制成一套书签,送给各国嘉宾。这跨越千年的金融凭证见证了四川人和四川自古以来拥有的强大创造力和经济活力。

  这一留存于典籍记载的凭证,留给后世怎样的时代密码?从与金融学家和巴蜀学者的对话中,已经散失的交子,重又变得清晰。

  商业繁荣催生交子

  故事还要从唐朝讲起。唐朝时的商业城市,以扬州和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第二城”。然而,交子的诞生还要往后推两百年。

  7月20日,随着巴蜀学者谭继和的讲述,交子为何在四川诞生,这个疑问得以轻松解开。从唐末开始,双流成为成都的造纸中心,谭继和告诉记者,“这在元代的《签纸谱》中有记载”。宋代,民间造纸业进一步发展,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尤以四川双流中和场一带生产的楮纸名闻天下。在谭继和看来,对后来交子的诞生起决定作用的是外部因素——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造纸术发达的支撑、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以及四川人的智慧。

  据史料记载,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战争筹款,将四川铸造的大批铜钱调运出川,使得川蜀铜钱奇缺。因此民间交易多用铁钱,携带成了一个大问题。铁钱的价值与铜钱比,基本上是1∶10的比率。同样一桩买卖,使用铁钱交易,其个数要比铜钱多数倍,清点、保存、运输上的负担难以承受。当时买一匹布,需要铁钱约两万文,重达500斤,不得不用车来装载。

  商人要来川做生意,四川商人要出川交易,都必须携带沉甸甸的大量钱币,千辛万苦地奔走在崎岖险峻的蜀道上,长久下去似乎不是办法。于是,聪明的四川人有了办法。大约在公元11世纪,成都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交子铺”,一种用楮纸刻印的票据——交子也由此产生。交子用雕版印刷,版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上有密码、图案、图章等印记。

  四川当年到底在造些什么,引来全国商人趋之若鹜,从而让交子应运而生呢?

  西南财大经济学院前执行院长刘方健教授向记者介绍,蜀锦、蜀绣、纸张、布匹、农耕铁器、川酒、川茶、盐……使得当时的贸易十分繁荣。

  记者听到这些甚至略觉“穿越”——这些千年前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至今依然在全国市场上流行着。四川的工匠将这些手艺代代相传,可以说是当年的工匠精神创造出了各种颇受市场欢迎的产品,让商人翻山越岭也要入蜀采购。

  需要倒给“手续费”的“存折”

  最初的交子铺,是代客商保管钱币的店铺。客商将自己的大量金属钱币存入交子铺中,交子铺则写给客商一张票据作为凭证,这张票据就是“交子”。

  这种流通于民间的纸券,虽然也使用印信做记号,并有暗号题写,但由于分散发行、缺乏信用,印制十分简单,很难达到防伪的目的,冒领之事时有发生。此后,一些富商联合起来,以他们的财产作为信用保证,正式发行了“私交子”。“私交子”用红、黑两种颜色印刷,以复杂的图案和秘密记号来达到防伪的目的。客户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交子铺将钱的数量手工填写在纸券上发给客户。这种书写面额的“交子”,在当时有点“存折”的味道,成为提取铜钱的佐证。“这可是顾客倒给利息的‘银行’。”谭继和说,客商可以随时凭交子到铺里提取铜钱,但需要支付约3%的保管费。“比起随身携带很重的铜钱,3%的倒贴‘利息’让人很容易接受,商人们都乐意掏腰包。”

  四川民风淳朴,当时的交子铺信誉普遍较好。后来,一些商人发现,在购买货物的时候,不必每次都拿着交子去铺里提钱,再把现钱支付给对方,而只需直接将自己的一定数额的交子票据交给对方就行了。卖方拿到交子票据,既可以随时去铺子提钱,也可以把交子用作自己购货时的支付手段。这样一来,交子在市场中开始流通。

  交子铺的经营者发现,顾客并不像以前一样拿到交子就立即进行兑换,因此交子铺可以在只有10万钱币的情况下发行价值几十万钱币的交子。交子铺也由原来的替商人保管钱币出具凭证,演变成为市场提供流通的纸质货币符号。

  早在宋代就有防伪“水印”

  官方印制、统一发行、防伪方式……一系列的举措表明相对完善的国家纸币发行机制,在公元11世纪的宋朝已经出现了,比欧洲使用纸币早几百年。

  当时的交子用纸多取自民间,因此非常容易伪造。随着交子的大量发行,伪造现象日益严重。公元1005年,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进行了严厉整顿,剔除劣迹斑斑的奸商和大多数实力不足的中小经营者,转而由16家有实力、有信誉的富商联营交子铺。于是,“私交子”演变成“官交子”,成了全世界最早获得政府认可的纸币。到了公元1023年,朝廷设置了“益州交子务”,并派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的发行。次年,交子成为北宋在川陕一带的法定货币。

  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监官戴蒙在成都设立了“抄纸院”,由官方设厂生产印造交子用的专用纸张,这是宋朝政府建造的第一家纸币专用生产厂,双流因广栽构树,成为“印钞厂”的主要供货方。后来,宋朝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将管理纸钞的机关也改称为“钱引务”。据研究交子的重要文献《楮币谱》记载:“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如王祥孝感、跃鲤飞雀、诸葛武侯、木牛流马……”意思是,钱引以三种彩色套印制成,印有木牛流马等各种内容,民间不易伪造,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纸币的防伪性能。

  交子的“印钞厂”在哪里

  经过千年,公众依然保持浓厚的兴趣,探寻交子的诞生和它携带的密码。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有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近千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

  也有学者查阅到《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段话似乎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千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考证,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

  交子的“印钞厂”到底在哪里?几乎已无确切考证的可能。对于历史爱好者和公众来说,这一直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在金融史的研究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还原四川交子在中国货币史和世界金融史上的地位。(常雄飞)